但其仍未消除《行政强制法》实施过程中的困惑，不少在立法上和实践中出现的特殊行为，无法轻松地对它们作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判断。

······因此，人民是有政治目的和伦理追求的，人民共和国就是帮助人民实现其政治理想，它要教育、训练、帮助一个民成为公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其三，通过五个根本法内容的剖析，将中国宪法在整体上定位于政治法，并进而指出了中国政治立宪主义的发展方向。

所以，在治理主权系统中，那种具有阶级斗争色彩的革命就不应该存在，[89]尤其是在把治理[90]写进执政党重大决定的当下就更是如此。[82]另外，中央——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深受中国政治主权系统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及相关制度机制的影响。可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达不仅出现在宪法第二条之中，在宪法第一条第一款中也存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在宪法序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达也至少出现四次。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政治主权系统或国体Ⅰ层面又可明了这种规定的必要性，甚至这种义务所具有的不可选择性。在笔者看来，八二宪法并不是对五四宪法的回归，而是基于执政党相关理念和政策的变化[12]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的一种新的政治决断或宪制安排。

它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是异类，是独立于劳动者本身的力量。社会的规模很大，成员多为互相不了解的陌生人，稳定的生活秩序的形成，必须依靠合理行为法则（法律、风俗习惯）的建立与遵行。[48]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国家赔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条文以及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史，就可以发现，无论是违法归责原则还是行政侵权范围的设置甚至是行政赔偿救济方式，它们都十分相似。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国家赔偿法在行政领域的基本规范地位。参见前引⑨，第358—359页。[21]参见前引⑧斯图尔特书，第8页。又只能事后救济……[36] （三）不利于尊重人权之行政文化与伦理的形成 在这样一种依法行政机制中，因为缺乏权利之规范地位，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很容易仅仅停留在以有没有处分、管理依据来非此即彼地看待自己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他们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如果我没有法律授权的管理依据，我和老百姓就没有什么关系。

因此，从公民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来说，当前依法行政机制规范行政的实质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规范，即立法者在授予行政机关改变第一性权利义务关系时，同时也确立了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时的无权能地位，行政机关因法律上的无权能地位而无法对公民发号施令，公民得以主张法律上的豁免地位，不用服从行政机关对自身权利的剥夺或对自身自由的限制。在该案中，被告交通局仅仅注意到，自己应当并且有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扣押未交养路费的第三人的车头，却未意识到尽管扣押行为是合法的，但自己对原告的财产安全仍有注意义务，进而因此需承担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从法律逻辑上讲，在公权力存在的地方，私权固然不能对抗行政，但在公权力不存在的地方，私权依然可以保留其第一性法则的地位。因为启蒙既发明了自由也发明了（权力）对自由的训诫，[57]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自我治理术，而这种个人自我治理术又必然要和国家权力及国家治理技术联系起来，国家权力和国家治理术不过是自由主义时代新政治人的塑造机制的一部分。在哈特这个自由主义者看来，公民的权益是这个世界的第一性法则，谁都无权侵犯。这导致行政之执行亏空的危险，以欠缺相应的监督与惩罚机制。

也就是说，面对行政机关要给自己施加义务的行为，公民得依托豁免权地位来获得救济。[30]   二、当前依法行政机制的法治限度 从法理上说，这样的依法行政机制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足以规范行政机关适用法律处分或限缩公民权利或自由的行为。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10th ed, 1959， pp.202—203.当然，司法审查之基础到底是立法授权还是公民权利，行政法原则是不是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学界近二十年争论不休的焦点。就依法行政实践来看，确立权利对行政的规范，可以更好地指导行政机关全面依法行政。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确可以说，权利对行政进行了规范，行政机关因此不能肆意妄为。因此，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存在侵权法上的（公民）权利—（行政机关）职务义务法律关系，根据这一关系，公民得要求行政机关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而国家不得拒绝这一请求，否则就得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因为这种依法行政机制中的行政乃是统治行为，所以依法行政机制并不保护公民权益免受行政剥夺或限制，而只能保障其免受越权行政的处分。[56]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当尽量确立行政赔偿诉讼类型，细化相应的审判规则和方法。

其中特别是不实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而在其他行政机关并没有根据公权力规范来处分权益但公民权益又与行政机关发生事实上关联时，如何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从而保护了公民权益，如何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以保护或实现公民权益，就不是当前的依法行政机制所能做到的了。[6]也正因为行政管理行为是统治行为，所以才需要予以正当性辩护并运用正当化机制来加以规范。因此，仅仅从这一机制出发进行学理研究或司法判决，不仅无法有效指引行政机关全面实现法治行政，还会造成司法实践与制度建构上的问题。整个国家机构就是一个立法体系。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782页。

但是，如前所述，因为实际上行政机关具有很多保护或实现公民权利的义务，很多情况下行政机关仅仅不处分、不干预公民权益是不够的，还必须主动作为，所以，无管理依据即无法律关系的思维很容易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陷入到不注意对公民履行保护或维护义务的思维定势之中。而违反了这一原则，就是跨越了自由所应遵循的边界，就会违背对权利人的义务，从而要承担违法侵权责任。

但社会若总是停留在任何权益都无权变更的状态，社会也就静止不前了，因此，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需要人民通过承认规则来确认国家这一立法机关的存在，进而由国家赋予行政机关管理权力。[8]细言之，行政机关必须依据立法规则来实行管理，在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内行事，并且遵循权力适用所需要的各项要件。

详细论述参见杨伟东：《权力结构中的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章。总而言之，当前依法行政机制的法治逻辑是越权无效，而不是违法有责。

纵使是哈特这样的分析实证法学家，也通过将权利规则界定为第一性规则、权力规则界定为第二性规则，而强调权利相对于国家权力的优先地位。[39]权利—义务关系和无权利—自由关系属于一对相反的法律状态，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就这一层次只能居于其中之一的关系，要么是一方有权利，对方有义务，要么是一方无权利，对方有自由，而不可能处于其他法律状态——两者都有自由。但要注意，这一义务区别于对第三人职务义务，也就是笔者后文所阐释的行政机关对公民权利的义务。（一）规范范围有限 如果认为这样的机制能实现对行政的无缺漏的规范，这种认识背后的逻辑就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只有权力—责任关系或其相反的豁免—无权能关系。

这显然荒谬，因为它既违背了有限政府原则——国家不可能规范所有的公民权益，也违背了法治政府原则。[49]皮纯协、冯军：《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因此，正如法律保留原则与越权无效原则一样，法律优先原则与违法有责原则也是一体两面。需要指出的是，毛雷尔对违反法律优越原则的后果的界定值得商榷。

[9]其本质是国家对公民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法制化与程式化。因此，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并不是违法有责原则的功能体现，违法有责原则也不能通过撤销来实现对行政的规范

大陆实施了56年，造成广大民怨之劳动教养制度，终于在2012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废除。其改革背景，与台湾地区的因为戒严时期戒严法体制之崩解，而从违警罚法改革为社会秩序维护法，修正大法官解释为违宪之违警罚法条文，并限缩警察之权限与管理范围，并不相同。2.罚锾 台湾地区的社维法第19条规定罚锾之处罚额度为新台币三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亦可供未来台湾地区的修法之参考。

双方治安管理法制各具特色，有值得彼此借镜相互学习之处，亦均有检讨改进之空间，有必要做更进一步比较分析，以供参考。在社维法与其他行政法规间具有法规竞合（又称法条竞合或法律竞合）关系时，其他行政法规自应优先社维法而适用。

6．对违反治安管理之外国人，得附加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 大陆地区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条第2项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之外国人，得附加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承袭过去违警罚法，社维法违序行为态样过多、与行政罚法竞合、且与其他行政机关业务多有竞合。

（三）执法监督制度之设立 此外，大陆地区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禁止非法取证，排除非法证据、回避制度、传唤询问之时限、通知家属之程序、取消复议前置程序，实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双轨救济管道、公安机关作出责令限期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及较大数额之罚款之免费听证权、及执法监督。与日本之《轻犯罪法》处罚行为33种[36]。